为什么季羡林被称作“最后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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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辞世之后，舆论当然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中国以后还出不出得了大师，似乎季先生就是硕果仅存的最后巨人，学界将来再无本事酝酿出另一位众人仰望的泰山北斗了。这个疑问的前提是大家都已肯定了季先生的地位，仿佛人人都很清楚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然而，我们真的都能看懂季先生早期在佛典语言研究上的创见吗？我们都能欣赏他在翻译《弥勒会见记剧本》上头下的功夫吗？就算是他晚年以大量中文素材写成的《糖史》，又有多少人通读过一遍呢？不妨老实承认，虽然人人都称季羡林先生是大师，但我们绝大部分人根本就连下这个判断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坊间才会以讹传讹，张冠李戴地把精研东方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季先生尊奉为国学大师（除非我们所说的国学是季先生提倡的大国学，把中西文化交流的面向也纳入传统国学的范畴）。所以媒体才会大肆渲染季先生懂得多少种古僻语言，因为这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成就，将学术看作武艺奇巧，花样会得越多越好。既然我们无能判断季先生的大师地位，可见这个尊称就不是我们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说季先生是大师，不是因为我们懂得季先生的工作，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内行人的判断。虽然那些内行人其实只是人数很少的一个小圈子，全世界也可能找不出一千人。那么，我们又凭什么相信这个小圈子会肯定季先生的成就呢？我们甚至从未接触过那个圈子，也从没读过他们的专业学报。也许，大家只是信赖整个学术界的共识，当今学术界都不否认季先生是大师，我们也就只好跟着信了。尽管季先生那圈子的人在全球学术群体里只是凤毛麟角，其他专学的学者隔行如隔山，根本摸不透他们干了什么。我不是在针对季先生，更不敢质疑他在学术史上的位置。恰恰相反，我只不过想指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那就是外行人对专业学者的判断往往要靠一套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信任关系组成的链条。这个现象不仅限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更加如此。例如杨振宁、李政道和斯蒂芬?霍金，我们一般人都不太清楚他们的创见创在何处，大家只能人云亦云，毫不怀疑地接受学界的看法。掌握不到足够的讯息而妄断是危险的，不经自己的思考而盲从他人的意见是愚蠢的，可是社会的运转与生活的恒常，有时却不得不依靠这种盲从和妄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要是生病去看大夫，找一个别人介绍的外科圣手，你怎能知道他就是外科中的圣手呢？你有机会先去检验一下他的本事吗？你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评价他过往的表现吗？世界如此复杂，每个部件彼此依赖，我们所有人都不能不依靠别人的专业意见。这种信赖固然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它更是对一套系统的信任。我们都说季羡林是大师，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传媒。传媒都把季先生尊为大师，因为那是学界的共识。学界之所以有这种共识，是因为专研东方学的那个小圈子都很佩服季先生立下的榜样与他留下来的学术遗产。并不是东方学圈子里的人都很高尚诚实，而是整个学术界自有一套规则体制，自有一套评价彼此成就的原则。大家信的不是个人，是这一套系统。我们相信一个人取得博士学位，就证明了他有独立研究的能力；做了教授，就有指导学生的资格；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就表示他的水平达到最高标准。如果他的论着广受引述，行内人不能不读不能不重视，那一定是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于是一般人都会觉得一个哈佛回来的博士就算不是太厉害，也不可能太差；一位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就算不是名家，也不至于太过滥竽充数；一本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着不一定是佳着，但也绝不会是左抄右抄的三流杂烩。然而，我们今天有谁能够保证一个中国重点大学博士的资格，一部大学出版社出品的水准呢？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成员可以涉嫌抄袭，重点大学的教授可以错把英文里的蒋介石译作常凯申，一级学刊可以收款刊登投稿论文；博士生更可以从不上课，连论文都由他人代笔。当这一切都可以发生，中国学术领域的信任链条也就完了。前一阵子，学术打假专家方舟子先生揭发全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在清华上学时有抄袭论文之嫌，周先生对此仍无回应，却有网友先替他着急了，叫大家想想清华的学生压力有多重？不抄袭根本就应付不过来。何必拿这点事小题大做！我不敢相信抄袭是清华学生的普遍行为，但这位网友的意见却让人忧虑；假如每个人都像他这么想，那么清华的招牌还有什么意义呢？

季羡林先生的生平怎么样？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聊城市临清人，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

季羡林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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